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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射有多难?长征四号总指挥随身带着保心丸

2019/10/10 6:15:24

火箭发射有多难?长征四号总指挥随身带着保心丸

“干我们这行的,心脏都不太好,所以我随身带着麝香保心丸。”今年65岁的翁伟樑边说,边从边角已经磨破的公文包外侧兜里摸出一小瓶麝香保心丸。虽然头发有些花白,但因为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翁伟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可他的身体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年轻。几年前,他被诊断患有交界性早搏,压力一大,就会心慌心悸。

 

如果有个行业压力排行榜,翁伟樑所从事的行业一定名列前茅。翁伟樑是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第三任总指挥,组织研制的长征四号系列火箭成功发射了39发。在我国的运载火箭家族中,不得不提上海航天局抓总研制的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作为我国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发射的主力运载火箭,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曾经将多种遥感卫星包括风云气象系列卫星送入太空。

 

与立下的赫赫战功相反,翁伟樑行事极为低调,网上有关于他的公开资料寥寥无几。一方面,由于保密等原因,航天工作者大多隐姓埋名,另一方面,这也和翁伟樑个性有关。2015年卸任总指挥、退休返聘为上海航天局科技委顾问后,翁伟樑在媒体上露脸的频率更少了。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采访时,他一再强调“航天不是一个人能定乾坤,必须是团队作战,不能突出个人”。

 

翁伟樑很少在微信朋友圈发微信,仅有的几条却颇多意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近乡情更怯,无法面对家乡父老。”2013年12月11日下午,翁伟樑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这么一行话。

 

就在写下这行话的两天前,也就是2013年12月9日,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的资源一号03星发射失利,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故障,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而那次发射所用的火箭正是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这也是长征四号火箭发射历史上首次失利。在翁伟樑的个人经历中,这样的失利也是罕见的。“我当总指挥后打了30多次火箭,失败的就是这1次。”

 

“当时就懵掉了。”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回忆起那段经历,翁伟樑依然眼眶泛红。“那次失利,对我个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作为总指挥,我自知责任重大,非常自责。” 翁伟樑说,发射失利后的半年之内,他一直在为此事奔忙,同时“心里也憋着一口气”,心有不甘。

 

那段时间,翁伟樑承受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现在能找到的2014年初翁伟樑在内部工作会上的发言稿也透露了这一点。在发言稿最后,翁伟樑这样总结:“我们型号一定会痛定思痛,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负重前行……长四一定会浴火重生!”

 

事实证明,2014年是长征四号绝地反击的一年。那一年,翁伟樑带领的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研制队伍取得了7战7捷的优异成绩,任务最密集的时候,20天内队伍连续成功发射了3发。

 

2014年12月9日,也就是中巴资源一号03星发射失利一周年时,翁伟樑又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首诗:“雪皑皑,野茫茫,高原荒,刺骨寒。长四都是钢铁汉,风霜雨雪不怕难,塔架展臂迎新客,沟壑深处砺剑忙,丹心热血凝壮志,定将凯歌送天寰。”

 

说起与航天结缘,翁伟樑认为应该追溯到小学期间。翁伟樑生于1952年,在上海老城厢的旧式里弄中长大,小学就读于上海市实验小学。“因为脸长得圆,胖乎乎的,所以我老有接待外宾的任务。” 谈到这里时,翁伟樑两眼放光,在机场上欢迎外宾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护航的战斗机,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航空,到现在还是个军迷。1977年,已经在江西插队8年的翁伟樑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航天系统。那时候,翁伟樑“感觉这辈子干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

 

作为50后,翁伟樑说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计较物质得失,而是要追求精神价值。在采访中,他现场背诵了他的座右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推动着时代的变迁,翁伟樑却固守着自己的价值观。从1988正式接触火箭算起,翁伟樑在之后近30年的工作始终围绕着长征四号火箭。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他总结:“这辈子我就搞了火箭这一行。”

 

在航天系统,许多老同志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翁伟樑说,他的一位同事,一辈子只做了个小单机。这件事放在现在不可想象,但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下,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也许才能超越困惑、浮躁,享受执着和纯粹带来的幸福与快乐。

火箭发射时的指挥大厅,右一为翁伟樑

翁伟樑在发射场指挥部会议上


谈压力:“我的包里总是带着麝香保心丸”

 

上观新闻:1988年,长征四号A型运载火箭打第一发,发射中国第一颗试验性极地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一号”,这是您第一次参与长征四号火箭的发射吧?

 

翁伟樑:对,我是1980年到上海航天局803所报到,最早搞软件;1986年调入局里;1988年开始真正接触火箭。1988年,我跟着长征四号运载火箭首任总设计师孙敬良一起去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那一次发射特别不容易。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科研条件很差,举个例子,箭载计算机用的是分列元件,内存只有64K,但整个队伍精神十足,日日夜夜攻关,为了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吵到面红耳赤。

 

“风云一号”是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也是第一颗传输型极轨遥感卫星,上海市的领导也对此特别重视。但是每个新型号的第一发总是问题很多,所以整个队伍的压力非常大。

 

有一次,我们突然发现箭载计算机的控制软件存在多脉冲多指令的故障。当时天很热,研究人员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熬了整整3天查原因,为了防止弄乱记录试验数据的稿纸,连电扇都没有开,房间里空气混浊,人已经晕头转向了。为了换换脑子,我们开了一下落地扇,终于发现就是因为这台落地扇对测试仪器造成了干扰。现在的条件比当时先进了很多,肯定不会再出这样的问题,但当时大家的这种精神真的很宝贵。

 

总设计师孙敬良是个很阳刚的人,他总是很镇定,不会轻易表现出内心柔软的一面。但我感觉到他其实心里也很紧张。火箭发射前,他有一次20多个小时没睡,让我帮他找张沙发躺一躺,结果他只眯了两个小时就爬起来了。火箭打成之后,他在庆功宴上拿着饭碗敬酒,我看到他的手一直在发抖。

 

这次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当天中央电视台在气象预报节目里插播了风云一号卫星传回来的云图照片。这次的发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航天人严谨务实、顽强拼搏的精神。

 

上观新闻:每一次火箭发射你们都会这么紧张吗?

 

翁伟樑:我们所承受的压力巨大,每年都要颁发责任状。所以我的包里总是带着麝香保心丸,很多同事都有早搏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发射前,因为一个惯性器件的测试数据偏差较大,一直在分析数据,我连续几天没法入睡,引发牙疼,回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拔牙。

 

航天集团的领导对我们的两总(总设计师、总指挥)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对型号了如指掌,作为总指挥,如果在回答问题时无法做到对答如流,领导会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也逼着我们必须深入一线、吃透技术。

 

有一次向集团领导汇报结束,夜里很晚了,我已经躺下,工作组突然给我打电话,说集团领导找我,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穿着双拖鞋就去了。到了一问,原来是让我讲讲整流罩的加工过程。我就解释怎么加工、铆接,最后我提到,连接框的地方用了胶带,防止金属屑震动掉下来。“好,行了,回去吧。”听到这里,领导才表示满意。后来我想,他其实就是想问这个细节,如果金属屑掉下来怎么办,但他也没有明说,就是看你是不是了解情况,是不是深入一线。

翁伟樑在发射塔架上观察火箭内设备安装情况


谈难忘的发射:“试验队员面前,我是总指挥,必须表露出镇定、自信,但是回到寝室,我还是忍不住默默流泪。”

 

上观新闻:您发射了这么多次长征火箭,最难忘的发射是哪一次?

 

翁伟樑:2009年年底,我作为总指挥带着长征四号丙火箭队伍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计划在春节前发射,没想到那次任务一波三折。

 

那次是长四火箭第一次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任务,结果火箭、卫星、发射场相继出现了质量问题。先是合练时发生了平台倒环。平台是运载火箭最重要的惯性基准,是所有单元设备中最复杂、精度要求最高的机电产品,直接关系到发射任务的成败和入轨精度的优劣。上海航天局在基地发生平台倒环还是第一次,偏偏被我们遇上了。

 

我接到电话后连忙赶到单元测试间,一进去看到大家都非常紧张,负责操作的一个小伙子呼哧呼哧大口喘着气,两手不由自主地在发抖,完全失态了。这时候我只有不断地告诫自己,在队伍面前,不能表现出惊慌失措,越是压力大,越要镇静。所幸,我们的技术人员熬了一个通宵后查出了故障原因,并成功进行了故障复现。

 

上观新闻:听起来确实惊心动魄。

 

翁伟樑:为了统一全体试验队员的思想,我们连夜召集分队长会议,再次要求全体队员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绷紧“质量第一”的弦。同时,举一反三,再次复查各系统的地面设备是否存在隐患。

 

在发射前,我们还去拜谒聂帅墓。聂荣臻元帅是中国航天的奠基人,他的部分骨灰留在了戈壁滩,每个试验队来到基地,都要去拜谒。

 

上观新闻:后来的工作就非常顺利了吧?

 

翁伟樑:后来又出现了新问题,在连接三级箭体的一个管路里发现金属多余物。这些管路通着贮箱,一旦多余物进入贮箱,液体流动后会堵塞管路,非常危险。后来经过检查,幸好多余物并没有进入贮箱。

 

上观新闻:遇到这么多困难,您是怎么扛过来呢?

 

翁伟樑:经过过山车一样的几次折腾,我感觉神经快绷断了。试验队员面前,我是总指挥,必须表露出镇定、自信,但是回到寝室,我还是忍不住默默流泪。

 

由于种种原因,任务推迟。那时候快要过年了,大部队回上海过年,我自荐和十几位队员留守基地。大部队离开前,我们去唱了一次KTV,我唱了一首《驼铃》:“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还没唱完,几位女同志已经抱头痛哭。

 

第二天一早,送别了大部队,我连忙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妻子听到我说不能回家过年,一下子接受不了。过一会儿,她又打来电话,说要飞过来和我一起过年。我连忙对她说,不行,我还带着十几个留守队员,不能开这个头。我还找了个理由,进基地要政审,肯定来不及。但她坚决地说:“那我就到嘉峪关和你见一面”。听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流泪了。

 

后来她被我劝住了,其实不光是春节,还有国庆节、中秋节、元宵节……在发射场度过的节日很多,不过这也让我们的团队像一家人一样。

 

那次发射后来又经过了好多曲折,最终火箭成功发射,而且卫星的入轨精度出乎意料地高。后来领导破例给队员每人1000元的成功奖励,其实发射成功是对我们最好的奖励。

CZ一4C火箭点火起飞


谈失利:“其实从第一次担任总指挥时,我就知道我坐在火山口上。”

 

上观新闻:我们知道长征四号火箭的发射成功率很高,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射成功率达到100%。但是2013年12月10日,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3星失利,这是怎么回事?

 

翁伟樑:我当总指挥后打了30多次火箭,失败的就是这一次。

 

那次我在现场看到回传的数据就知道火箭没入轨,当时就懵掉了。那次失败后回来后又赶上过年,那个年也没过好,大年初二我们就开始开会讨论。排查下来发现是三级发动机工作不正常,虽然发动机不在我们这儿生产,但是我们作为总承制单位要负无限责任。

 

其实从第一次担任总指挥时,我就知道我坐在火山口上。这么多人参与了火箭生产、发射工作,如果有一个人马虎那么一点,就会出大问题。

 

后来我们憋着一股劲,查找原因、采取措施、重新组织生产。第二年我们接连打了7发,最密集的时候,20天里打了3发,创下了历史记录。

 

2014年我们有两发火箭同时进场,打第一发火箭的时候,我在另一个发射基地,我写了一封祝贺信,其中有两句我现在还记得:走过了冬天,才知道春天的温暖;经历了曲折,才知道成功的不易。据说有的队员被深深打动,流下眼泪。

 

上观新闻:后来我们重新发射了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翁伟樑:说来也巧,后来我们补发了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星,正好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00次发射。那次发射使得我们国家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运载火箭200次发射的国家。

长征火箭第200次发射誓师现场,翁伟樑第一个在队旗上签名


谈工匠精神:“我感觉人还是要有点精神,还是应该强调责任感和使命感”

 

上观新闻:听下来您很认可上世纪80年代老技术人员身上的那种工匠精神。

 

翁伟樑:是的,1988年长征四号A型运载火箭打第一发时,最让我感动的是,在火箭箭体转运的过程中,遇上下暴雨,我们总装厂的师傅拿着塑料布遮箭体,人直接就趴在上面。这一幕让基地的司令看了很感动,教育他们的战士:“你们有这样的精神吗?”那时候人就是这么干的。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份事业,讲国家利益,大家一心一意扑上去,感觉蛮充实。其实那时候人的技术水平不会比现在高,但非常投入。

 

我回顾我的工作经历,一想到天上有我打的这么多卫星,就感觉很自豪,我把航天看作崇高的事业。

 

上观新闻:现在航天系统的收入待遇怎么样?

 

翁伟樑:不算高。我有时候到小区居委,邻居会问:“你当总指挥,年薪有一百万吗?”我对他们笑笑。哪可能啊?!

 

其实我对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选择特别能理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的工作平时经常加班加点,周末也不能保证休息,收入一低,就没什么吸引力。但我感觉人还是要有点精神,还是应该强调责任感和使命感。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